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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
陳志武

胡祖六
韋森
　　陳志武等系統傢俱談改革：房地產泡沫快破裂
　　大家千萬不要指望著世界上各種社會各人種里只有中國人的房價總是可以往上漲，大家千萬不能相信這房屋貸款一點。還是趁現在房價比較高，漲得比較多，把你很多套房子賣出去，處理好自己辛辛苦苦賺來的這些財富。
　　【中國新聞周刊網11月12日綜合報道(記者 廖娟)】你最關心的改革議題是什室內設計麼？如何改革符合民眾的最大利益？本網精編 “名家談改革”，請名家帶你讀懂改革。       
　　吳敬璉：4萬億致鬼城頻現 投資裝潢驅動經濟增長已到盡頭
　　6月下旬金融市場發生“錢荒”波動之後，網絡上對貨幣當局澎湖民宿對流動性的把握的評論出現了很大的分歧。　　如果僅僅把我們的關註點放在短期貨幣政策的操作上，可以靠央行“放水”渡過這一次危機，可是由於沒有消除產生危機的根源，隨時還有可能爆發新的危機。在我看來，這樣有可能會放大危機，這就不是中央銀行所能解決的了。問題的根源，在於我們的經濟增長的模式發生了問題。
　　經濟增長模式問題的提出已經很久。早在1995年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的時候，中國政府就提出要解決這個問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依靠投資的粗放發展到依靠效率提高的集約發展的“轉型”。之後的五年計劃和規劃業都有提到，但始終沒有解決。
　　最近5年來問題就變得越來越嚴重。從最微觀的層面看，就是我們的資源短缺和環境破壞變得越來越嚴重，以至於現在維持人類生命的最主要的幾個物質條件，包括空氣、水和土壤都發生了問題。
　　宏觀經濟出現的問題，是由於債務積累，企業、地方政府甚至整個國家的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過高，以致常常出現或大或小範圍內的償債問題。而宏觀經濟每次出現這類問題，慣常的辦法是採用所謂“中國模式”，也就是威權主義的強勢政府去動員資源海量地投入去救市。例如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後，2009年用4萬億投資、10萬億貸款，把GDP增長率拉到8%以上。當時有些人覺得非常得意，說我們率先走出了危機。實際上這是飲鴆止渴的辦法。
　　問題在於即使這種辦法也愈來愈不靈了。4萬億計劃把經濟拉起來，只維持了不到一年，經濟增速就開始連續5個季度下降。去年5月以後，許多地方又通過政府融資平臺，通過各種各樣的表外業務、城投債，募集了巨額資金投進城鎮化建設。例如西部地區某省的經濟正在起飛，近幾年每年的基本做法，是依靠作為“發動機”的政府和作為“助推器”的市場，用海量投資拉動兩位數以上的增長。而一個沿海的地級市在去年第3季度提出“大幹100天，大投資、大建設、大發展”的口號，組織了18個城投公司，融入巨額資金，進行大拆大建，希望以此來保持經濟繁榮。
　　這些投資中相當一部分是回報率很低、甚至沒有回報的，還出現了一些所謂“死城”“鬼城”。這樣，羅伯特·索洛過去講的投資回報遞減的問題就非常明顯地表露出來了。去年下半年的大規模投資，只是把第四季度GDP增長率拉起來0.9個百分點。到了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速又下來了。所以，舊的增長模式和用強勢政府海量投資支撐高速度增長的發展路線已經走到了盡頭。
　　另一方面，在杠桿率很高的情況之下，一有風吹草動，某種偶然的原因就會引發資產負債表的危機，也就是局部的資金鏈斷裂傳導到金融市場的其他部分，引發系統性危機。
　　那麼是不是危機就不能防止呢？當然不是這樣。這取決於我們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經驗已經告訴我們，根本的問題在體制，根本的出路在於改革。
　　十八大確定要全面深化改革。現在中國正處在這麼一個準備全面深化改革的時機。大家期望，能夠按照去年11月十八大和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能夠在今年的三中全會上，制定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線圖。
　　不過我估計，對於一些基本問題，比如我們到底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經濟，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在國民中，特別在官員中，存在的意見分歧還需要通過自由和切實的討論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這種討論的結果和據以確定的路線圖是不是正確，它的安排是否妥當，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性命攸關。
　　(吳敬璉，著名的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企業發展研究中心顧問)
　　陳志武：中國房地產泡沫破裂的時間越來越近
　　十八屆三中全會最有可能推出的改革可能還是在一些技術層面。我們希望看到的基礎性體制改革，我覺得出現的可能性會比較小。因為背後不同的利益群體阻力太多了。
　　我說的技術層面政策層面的改革，可以包括哪一些，因為大家都看到不同的版本在推測，被推出來。
　　第一就是金融政策改革，就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改革，資本帳戶更加自由的兌換，人民幣的國際化等等。
　　第二可能在財稅制度方面會有些調整。地方政府從他們收到的財政稅收裡面，拿到的是一個天文數字，但是他們實際上給社會做的事，對責任比重遠遠低於他們在財政收入方面得到的份額。但是坦率講，我覺得如果不能夠從根本上把地方政府和中央各部委的徵稅權，或者加各種費的這些權力進行制約的話，簡單的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誰多拿誰少拿這些財政收入，事權到底更多放在地方政府層面還是更多的放在中央地方層面，這些都是屬於基礎性微調的東西，不能從根本上改變。
　　第三可能在監管國有土地使用權流轉市場會有一些步伐。在一定程度上土地使用權可以在一定範圍之內交易買賣之外，是不是能夠把土地使用權讓農民可以去做抵押借貸、金融化、資本化，這方面我猜測可能不太會有太大的進展。但是也很難說，因為現在有不同的機構還再繼續討論醞釀，看達成怎麼樣的最後共識。
　　第四可能會推出的改革就在戶口制度。特別是農民工進城以後，能夠享受到什麼待遇，是不是能夠享受到百分之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待遇，還是只是繼續作為二等公民。作為農民，在他們實際工作生活的地方只有打工然後為當地財政做貢獻的份，但是不能夠從當地財政得到什麼好處回饋。這個局面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具體的舉措。
　　但是更大範圍之內的，不管是對權力形成實質性的制約，對於言論空間、媒體空間有更大的自由度等等，可能十八屆三中全會不會有太多的變化。當然我希望這個判斷是錯誤的，所以我也在等待最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一些文件出來。也許他們實際上推出來的改革，會出乎我們很多人的意料。
　　另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就是買房子的問題。我覺得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未來十年不會是維持房價總是持續增長的10年，可以有99%的把握。
　　因為中國經濟增加到今天，很難按目前的模式每年都7%、8%甚至是6%持續增長下去。上帝對中國過去的30幾年非常照顧，但是我們都知道根據人類社會歷史來看，國家的興衰到目前為止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總是在快速的增長下去。
　　人類社會幾千年的歷史，沒有發生過哪個國家房地產的泡沫永久地持續下去。道理其實很簡單，首先想說的就是，現在看不出來哪個國家的房地產最後沒有破滅，日本破滅了，美國2007年，亞洲的韓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等等。當然最早的像歐洲這些不同社會都經歷了房地產泡沫，最後的結局都一樣的。這也是為什麼耶魯的席勒教授這一次得了諾貝爾獎，就是因為他做了很多研究告訴他，一個是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一個是2007年之前預測美國的房地產泡沫也會破裂。
　　回到我們剛纔說的這個話題，其實中國經濟現在的泡沫越來越大，這本身就告訴我們，中國房地產泡沫要破裂的時間離我們越來越近。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房地產再持續地增長絕對不會超過五年，十年。
　　今天的中國社會我知道，我很多的朋友，還有很多其他人，都是把自己的錢都放在一套、兩套、五套、六套房產上面，甚至都買上七八套甚至十幾套、二十套這個房子。比如說那些房姐、房哥。要是這樣的話，大家千萬不要指望著世界上各種社會各人種里只有中國人的房價總是可以往上漲，大家千萬不能相信這一點。還是趁現在房價比較高，漲得比較多，然後需求也比較高的時候，把你很多套房子賣出去，至少要減持一些。以一定的方式管理好，處理好自己辛辛苦苦賺來的這些財富。
　　(陳志武，著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終身教授。)
　　胡祖六：全世界只有中國“批項目”
　　這次三中全會我希望能夠包含政府的改革。　　幾屆政府包括朱鎔基總理溫家寶總理都想去做行政改革。總體而言中國的行政體系過於龐大，權力也是非常的任意性，隨意性，不夠透明。
　　首先(應該改革的)是批項目的權力，全世界只有中國才有這東西。比如你做一個投資，開一個廠，或者說開一個服務性的公司，都有很多行政部門的審批，這就是最大的社會資源浪費，非常低效率，挫傷人創業的積極性，這個必須改。
　　政府應該做的就提供公共服務，必須要養老、醫療保健、義務教育，還有環境。但是恰恰做的不太好。
　　有些真正不該管的，比如說批項目，是導致腐敗的根源。即使你是非常成熟的企業家，你也不得不去賄賂官員。而且這個官員可能就希望你賄賂，他就一直刁難你，因為他有這個權力。我覺得應該從根本上去取消這些行政機關不應該有的權力。
　　我也看到李克強總理幾次講話都特別說要減少行政審批權。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就希望能夠力度真正大一點。過去幾屆政府也都想這麼做，撤銷部委等等，但最後發現實際上的行政權力並沒有縮小，我希望這次真正有突破。
　　我希望能夠簡政，整個政府的公務員體系要大幅度縮小，權力非常明確化、透明化，吸引最好最聰明最廉潔最有精神的人進入公務員體系，給他們非常好的待遇，真正以薪養廉。
　　計劃生育政策這個比較有爭議性。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二戰以後，有很多發展中國家非常窮困，惡性循環，就是父母很窮，很多子女沒有足夠的條件去進行教育，也沒有很好的醫療服務，所以嬰兒死亡率非常高。即使能夠幸存下來，也營養不良，沒有機會受教育。他又重覆他父母的境地，又是很悲慘。他們很早就結婚生很多小孩，所以就成了貧困的惡性循環。所以有一些非常有社會良知和責任感的經濟學家提出在發展中國家應當進行家庭計劃生育。中國很顯然也是比較早的。社會資源比較匱乏的情況下能夠優生優育，我覺得還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關鍵問題是成了一個政策來強制。在我們這種權力的體制下往往政策可能就是過度的反人性，比如說很多強制的墮胎，甚至比較晚期的，甚至有些地方官員利用這個東西來獲得私利，當然大家的抵觸情緒越來越強。我是持一種比較曖昧的狀態。從理性從經濟分析上來說，一方面現在很多人對中國經濟比較悲觀，說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了，適齡勞動人口大幅放慢，到了高峰，老齡化程度大，所以中國以後沒有競爭力，中國競爭放慢，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不在乎人多，改革開放前中國人更多，那為什麼中國經濟發展不好？印度今天比中國還要人口多，也沒有計劃生育，為什麼印度往往都要差於中國？可見人口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人口的素質很重要，所以為什麼我說要普及義務教育，要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一個高素質的人勝過十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低級的人，所以不在乎人多，要在乎勞動者的素質。
　　德國基本上人口水平都是下降的，為什麼德國還是歐洲最強的經濟體？還是最好的一個經濟體？根本不是人口，因為德國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勞動者的生產率非常高。所以我不覺得僅僅因為這個原因就說要放棄計劃生育。
　　所以我覺得要不同的看，對這個問題我沒有特別鮮明的觀點。我只相信，恰恰因為擔心以後勞動力供給放慢要影響經濟是個錯誤的結論。
　　(胡祖六，經濟學家，金融專家。哈佛大學博士。曾任美國高盛投資銀行經濟研究執行董事，現任春華資本集團主席，大自然保護協會中國理事會理事長。)
　　韋森：減稅才是最好的宏觀刺激政策
　　現在中國的宏觀經濟情勢是外貿增長基本上到頂了，企業投資在下降，好的企業不缺錢，壞的企業或者那些“僵死企業”又拿不到貸款，銀行不敢再貸款給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央行繼續放鬆貨幣政策，釋放出的流動性，可能只有隻有兩個出路：一個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一個是“僵屍企業”，貨幣進入這兩個黑洞造成的顯然不是健康的增長，還有再就是進入房地產領域。　　在現在的這種宏觀經濟格局下下，擴張性貨幣政策可能無效，或者說可能收效甚微。所以宏觀政策可能只有是財政政策。
　　財稅改革領域主要有兩條，第一條是按照中共十八大報告第四部分經濟改革第一條，改革分稅制的財稅體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這個問題比較麻煩，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比較大，且牽一發而動全身。第二個問題是，與政府的宏觀政策相關聯的財政政策，具體說來，政府應該考慮減稅。不是結構性減稅，而是總量減稅。
　　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連續20多年高速增長了，目前已經達到十幾萬億元。在目前中國宏觀經濟增速正在下行的情況下，我們的政府要轉變整個思維模式，不能稅收和政府財政收入只增不減。
　　現在的問題是，一提到減稅，總是有財稅部門和一些經濟學家說，目前中國各級和各地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速都在下降，地方政府負債又很重，各地財政部門連今年的增稅目標都完不成，怎麼還會有空間減稅？這不是空發議論麽？
　　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這麼看：到底目前在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總盤子中有沒有減稅空間？今年六月份，有媒體透漏，到五月份，全國共有4萬6千億多財政存款，其中有3.2萬多億的央行國庫庫底資金，1萬4千億的財政專戶資金，加起來相當於於四萬六千億的財政存款，結果李克強總理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盤活財政存量資金。
　　前些日子，澳大利亞央行副行長來訪，我與他吃午餐時問他：你們澳洲政府的財政存款都放在哪裡？是聯邦儲備銀行？還是商業銀行？他聽到這個笑了笑，說我們的政府哪有什麼財政存款？錢總是不夠用，還沒到賬就馬上支出去了，沒有這個問題。再看美國，如果美國政府有一定的財政存款，奧巴馬政府還會在上個月關門10幾天？我們各級和各地政府有這麼大的財政存款餘額，且年年不斷攀高，這一數字本身就說明我們是還有減稅空間的。
　　我們有這麼大的財政存款，我認為政府就可以在整體上設定具體的減稅目標，比如每年減稅多少，而不是增長多少，應該把減稅目標寫進政府工作報告。比如同樣是8%，不是今年全國的財政收入增加8%，而是要減少8%。這樣地方財稅部門的壓力會減少，工作更好做。
　　(韋森，經濟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
（編輯：SN054）